隋、唐时期是中国养马业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，隋朝虽然短暂，但是为唐朝养马业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据《后魏书·世祖纪》记载，始光四年（公元425年）北魏有马200万匹。隋文帝统一中国后，依托北魏建立起的养马业一度十分兴盛。

隋朝建立后，依托已有的马畜资源与国家军事需要，除民间百姓因生产与运输养马之外，隋文帝对畜牧业实行监统牧的“牧监制”。在全国各地适宜养马的地方设置了许多牧监。如《隋书》28卷记载：“陇右牧，置总监、副监、丞，以统诸牧，其骅骝牧及二十四军马牧，每牧置仪同及尉、大都督、帅都督等职位。”隋朝“牧监制”的设立为后期唐朝“监牧制”的推行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模式。隋朝发展养马业，马匹来源除从国外引进外，主要靠国内繁衍豢养，陇右地区（今甘肃、青海）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最主要的产马区，隋朝依然将此地作为国家主要的养马区，集中了大量的专职牧马人和多种马匹。上述文字中记载的二十四军，每军骑兵四十队，每队百人，按照每军4000骑兵，需配战马至少4000匹计算，24军至少需要战马9.6万余匹，若考虑驮马、挽马等需要，马的需求量至少在几十万匹。据记载，隋朝大业年间的几次行军，每次征用的马匹都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。如果按照5匹民马挑选一匹战马，当时朝廷的监马数量应该在百万匹以上，这都是登记在册的数量。

隋朝建立后七年，皇帝循使辛公义在勾检马牧时，发现隐瞒漏报的马匹达十余万匹。几年后隋文帝派亲卫大都督屈突通去陇右检查群牧，“得隐匿马二万馀匹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178），这些数据虽然反映出相关官员瞒报官马，私自倒卖的问题严重，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隋朝养马业的兴盛。处于兴盛时期的隋朝，民间的养马数量同样巨大，马常被作为贵族之间的馈赠礼品。

此外，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隋炀帝大业五年（公元609年）在青海设置马牧，“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，无效而止”。无论成功与否，隋朝都开启了马种改良与人工繁育的先河。

由于隋朝政权延续的时间较短，在短暂的几十年中，隋文帝杨坚建立并推广了一系列制度，隋炀帝杨广进行了数次东征西伐，并开挖京杭大运河……过度的劳民伤财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，也激化了权贵阶层与皇朝的矛盾，最终导致了政权的覆没，隋朝后期的养马业也迅速走向衰落。

唐朝建立初期，我国的军马养殖和汉朝初期情况十分相似，由于长期的国内混战，马政早已处于崩溃状态。唐朝政权建立以后，唐高宗就开始筹划建设自己的马政，唐高祖将突厥提供的2000匹马与隋朝遗留的3000匹马集中到西北陇右地区，由国家设立明确的“监牧管理制度”进行专门管理。“监牧制”自唐朝开始设立，开启了政府明确制定养马制度的先河。

“监牧，所以蕃马也。”牧监分上中下三等。凡马5000匹以上为上监，3000匹以上为中监，3000匹以下为下监。牧马120匹为1群，每群设长1人，15群为1尉，由牧尉管理。牧监设监1人，副监、丞各1～2人，另有主簿、直司、团官、牧尉、排马、牧长等官吏。牧尉每年考核一次，有功的可以晋升。牧养战马根据粗细良劣，分为左右监，细马在左监，粗马在右监，以数纪为名并造册。凡征战所需马匹，先调发强壮的，不足时再取其次。

监牧制设立以后，唐朝国家养殖业开始快速发展起来，到公元665年唐高宗时期，可供军队使用的战马已经达到76万余匹。当然，这些军马的数量与北魏相比较少，但就战马而言，这个数据已经很壮观了。唐朝经济与文化的繁荣，使民间的畜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，民间养马的数量也十分可观。

唐朝在牧马和养马方面的工作达到了极致，在国家管理层面的制度设计非常完善，除建立专门的监牧机构管理全国马匹，形成马政机构（太仆寺、尚乘局、驾部、太子仆寺）外，还建立了马的户籍管理制度。此外，育马技术、马医学、相马术等方面也得到了极大发展，甚至在制作与马有关的马蹄铁、马鞍等配套设备的技术上也得到了提升。从现代出土的唐三彩、骏马石刻，留存的舞马盛会等文物、绘画、壁画来看，唐朝养马业的发展可谓十分兴旺。

玄宗后期的安史之乱对唐朝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，加之陇右至河西地区与吐蕃、回鹘战事不断，政府和民间的养马数量剧减，最终导致了唐朝政权的灭亡。（马术杂志，文/王红玉 图/陈志峰）